大陆洋务运动中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的商股投资者主要是官僚地主和买办商人，而台湾当年封建地主和买办商人的资金积累都不大而且即使有了一定的积累，由于台湾形势险要，投资的风险较大，这必然要影响到他们的投资意向。而且，这时大陆官督商办、官商合办和商办企业也都发展起来了，吸收了一部分台资，分散了台湾富商的投资方向，如长期经营台糖出口的陈福谦，“凡中国新式公司，皆认巨股”。［４４］李鸿章当年创办上海机器织布局时，就吸收了不少台商资金，并专门以台湾药局王尔聘的台字号册作为向台商招收股金和代发存根的代理机构。［４５］至于大陆的富商和官僚地主，由于台湾投资的风险较大就更少向台湾投资了。这一切都严重地影响了台湾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企业的招股工作。所以台湾洋务运动的企业大都以官办形式为主。

而且，由于台湾海防形势的重要，清廷也不希望在台湾发展官督商办和官商办合办企业，担心华商与外商合谋或外商冒充华商有碍台湾的防务和安全。１８９０年，刘铭传因基隆煤矿在中法战争中破坏严重，恢复困难，呈请官商合办，就遭到清廷的严厉申斥，说“显有冒充影射情事”，“更于海防大有关系”，［４６］而不得不仍改为官办。

然而就以官办的形式来说，当时清朝财政已经崩溃，一系列的战争赔款和军费开支，已经压得它透不过气来，经常靠举借外债以渡难关，哪有更多的款项用来兴办洋务企业，经常有许多洋务项目即因经费困难而被迫取消，有的工程进行到一半即因资金不足而被迫停工。１８７７年丁日昌在台湾架设的电报线和后来刘铭传建造的台湾铁路都是由于经费不足而被迫停工的。虽然在刘铭传任台湾巡抚时，对台湾的赋税厘金进行了全面整顿，使台湾的财政收入从原来的９０多万两增加到４４０多万两，［４７］最高时达４５０万两，为台湾洋务运动提供了相当的资金，从而使台湾洋务运动较为顺利地发展到高潮，但官办不是近代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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