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伟计划的理想助手。王韬初到香港，属*避难性质，亦只能“自此杜门削迹，一意治经”〔5〕。 他接受理雅各的邀请，协助他翻译中国古代经典达十余年之久。在王韬的帮助下，理雅各译书顺利，王韬助译之《书经》、《诗经》、《易经》、《礼记》等译本，分别作为《中国经书》的第3、第4、第26和第27—28卷先后出版，这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桩盛事。它表明近代在西学东渐的同时，中国文化亦在西传。文化交流是双向进行的。理雅各的译本迄今虽已出版一百多年，但仍被视为标准的译本，王韬为此作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为了准确地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王韬曾潜心研究儒家经典，写成了《皇清经解札记》24卷、《春秋左氏传集释》60卷、《春秋朔闰考》3卷、《春秋日食辩证》和《春秋至朔表》各一卷， 还著有《周易集释》、《毛诗集释》、《礼记集释》等〔6〕，付出了辛勤的劳动。这是王韬避居香港之后为中学西传和中西文化交流所做出的重要贡献。为此，他曾随理雅各到英国两年多时间。
二是创办《循环日报》，宣传变法自强思想。
1870年王韬和理雅各回到香港。第二年王韬与黄胜（字平甫）——中国近代最早的三个留美学生之一，买下了理雅各英华书院的印刷设备，创办了中华印务总局，开始从事出版事业。1874年1月5日王韬创刊《循环日报》并自任主笔。这是我国最早的民办报纸之一，内容大致分为新闻、广告和杂文三类，其最大特色是在每日的“中外新闻”栏目中登载“论说”一篇，相当于今日报纸的社论，这些“论说”，多出自王韬手笔。由于在香港不受清朝政府的干预，王韬通过“论说”议论时政，介绍西学，抨击时弊，鼓吹变法，从而奠定了他在我国新闻报刊史上的先驱地位，奠定了他作为我国早期维新思想家和报刊政论家的地位。诚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中国人自己办的报纸而能长期存在并取得相当成绩的，实自这家报纸开始。容闳在上海没有完成的事业，王韬在香港完成了。”而且作为我国第一个报刊政论家，王韬也“只是由于生活在香港，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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