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记载，王韬“居香港时最久，自号‘天南遁叟’，颜其读书处曰‘遁窟’。屋不甚轩敞，顾后枕山麓，前俯海峤，估帆番舶，时往来于眉睫间，亦足豁胸臆破岑寂也。几上书籍，鳞次纷积约寸许。秃笔数十支，颠倒横陈，著作其中，析经义，讲词章，旷览古今，发为伟论。”〔9〕这段记载反映了王韬在香港生活和工作的一般状况。

王韬避居香港期间，曾留心考察香港的历史和现状。他以香港僻在一隅，记述者罕，故而勤涉书史，旁诹故老，延访遗闻，调查研究，在居住香港3年之后，写成《香港略论》一文，除简要介绍香港的地理、 土著居民的来历和住港华民的风俗习惯外，着重记述了英国治理香港的措施与成效。从中我们可以看到，19世纪60年代，也就是鸦片战争后的20多年中，香港已经从“南徼濒海一荒岛”变成一个*、经济、文化、教育都颇具规模的东方“雄镇”。英国在香港“设官之繁密”、“兵防之周详”、“赋税之繁旺”、“教民之勤恳”、“游历之地咸备”都令王韬大为感叹。他特别关注那些不同于清政府统治下的中国的事物，例如，他指出香港司法制度，“臬宪之外，有提刑官，僚佐官，更立陪审之人十有二员，以习法之律正充其事，而民间所举公正之绅士，亦得与焉，专在持法严明，定案鞫狱，欺无妄滥。”再如，王韬注意到香港发展起来之后地价昂贵，“寸土寸金，其贵莫名，地球中当首推及之矣”，但却不忽视文化娱乐场所的建设，已建成有“周约二十余里”的赛马场和“广袤百顷”的公园，每岁孟春和煦之时，在赛马场举行赛马，“士女便娟，其集如云，远近趋观，争相赞羡”，公园之中，“花木崇绮，游人均得入览。”王韬更注意到，香港是不同于当时中国的另一种社会制度，另一种价值观念，在这里通商重于一切，金钱支配一切，“居是邦者，率以财雄，每脱略礼文，迂嗤道德”。作为一个自由港，“香港不设关市，无讥察征索之烦，行贾者乐出其境，于是各口通商之地，亦于香港首屈一指。前之所谓弃土者，今成雄镇，洵乎在人为之哉！”〔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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