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韬在香港的维新宣传及其所著《普法战纪》使他在国内外享有很大的名声。其时，国内正在开展以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兴办近代军事和民用企业为主要内容的洋务运动，洋务派领袖人物曾国藩、李鸿章和丁日昌等人都对他评价甚高，“湘乡曾文正公称之为未易才，合肥相国李公许以识议宏达，目之为佳士”〔11〕尤其是被王韬视为“生平第一知已”的丁日昌更是对他推崇倍至，认为“当今通达时务熟稔外情”者，都无法与王韬相提并论，并“为之揄扬于南北诸大僚”〔12〕王韬素有“用世之志”却不幸成为“弃民”，他的内心充满着痛苦。因此，他把丁日昌视为知已并怀着至深的感恩之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为了报答知已并借以“固国本”，王韬与曾留学美国通西国语言文字之学者黄胜合作译著《火器说略》一书，专门介绍西方国家制造枪炮的知识与方法，并缮写真本，寄呈丁日昌。他还不时向丁日昌条陈方策，贡献他对洋务新政的种种意见。1879年王韬还曾专程到广东丰顺探望在籍养病的丁日昌，受到盛情款待，问临行还赐以异书，馈以兼金。同年王韬应邀访问日本，“作东瀛之游，”取道上海，才得以重见阔别二十年的故乡风景，“真觉城郭则是，人民皆非，有丁令威化鹤归来情况。”〔13〕从日本返回香港后，他写了《韬园老民自传》，也表达回归故乡的强烈愿望，其中说道：“老民久居粤东，意郁郁不欢，恒思归耕故乡，卜居于莫厘、邓尉之间，筑三椽之屋，拓五亩之园，藏书数万卷，买田一二顷，徜徉诵读其中，优游卒岁，以没吾齿。”历经坎坷的王韬深知返乡的愿望难以变成现实，发出感叹：“顾是愿卒未能遂，岂非天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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