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循环日报》，王韬反复宣传了“借法自强”、“变法自强”的主张。他认为，自鸦片战后中外立约通商以来，泰西各国通商中土，有如咫尺，实为四千年来未有之创局，固非闭关自大之时。欲采取深闭固拒的政策，必误天下苍生，只可因势利导，万无杜绝驱除之理。这种变局同时为中国提供了一个可盛可衰、可强可弱、可分可合的机遇。把握机遇，关键在变法自强。变法自强，就要向西方学习，尽取泰西之法而驾乎其上。他主张取法泰西，以富强为治民之本，要与民共其利害，同其忧乐，要扩展农业生产，发展工商交通运输，开发煤铁五金诸矿，皆许民间自立公司，其利皆公之于民。他还主张效法泰西“君民共主”之治，努力消除君民之间隔阂，不犯民、不虐民，不欺民，朝廷有大兴作，大*，亦应先期告民，务使上下情通，君民共治。王韬大力宣传废八股，变科举，兴实学，育真才；同时主张克循条约，结好远人，不卑不亢，讲信睦邻。他强调要了解中外事故，通中外之情。作为一个力主改革的维新思维家，王韬关于通上下之情，通中外之情的思想以及在公开赞成采用西方的许多*制度方面，比其他人走得更远。1882年，王韬把他发表于《循环日报》上“多言洋务”的存稿，“稍加厘次，授诸手民”，当年在香港出版，这就是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颇负盛名的《韬园文录外编》。

三

王韬长期生活在香港，对香港的神奇变化和迅速发展颇有切身的感受，也进行过深入的思考，在他的著作中不乏对英人有效治理香港的客观记述和赞美之词。但是，王韬毕竟是一位由中国传统文化哺育出来的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助译中国经典向西方传播中国文化也好，创办报纸宣传变法维新也好，都体现了他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他身在香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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