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韬认为，应利用日本朝野一片仇俄的情绪而拉拢它，促成中日结盟以抗俄，总好过日俄合谋以对付中国。有学者谓王韬颇有亲日的思想，盖由于他不少的日本友人如冈鹿门、西吉甫、曾根俊虎、长冈护美、渡边洪基等都鼓吹中日和睦，联英以拒俄，王韬实颇受这些人士的影响。（注：参看张海林《王韬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79—288页。）不过，事实上，王韬主张联日的同时，也意识到防日是必不可少的。1879年，他致书于冈鹿门，强调“今日亚洲中惟中与日可为辅车之相依，唇齿之相庇”（注：王韬：《与日本冈鹿门》，《弢园尺牍》，第159页。）的同时， 在给丁日昌和闽浙总督何璟的上书中，便大谈防日的必要性。他一面说：“设使今日者我于琉球一事，仍以豁达大度置之，则其跋扈飞扬之状，不必俟诸将来，必又借别端以挑衅……故整顿海防，制造军舰，训练水师，决不可缓。”（注：王韬：《上丁中丞》，《弢园尺牍》，第140页。）另一面又说：“日本自步武西法以来，无事不加仿效， 自以为能尽西人所长，急欲轻于一试……顾日人之情形虽如此，而我之自备者，要不可不亟整顿。沿海水师非一时所能集事，要必尽除旧法，悉改新章而后可。军舰既成，水师既精，然后可以言战，可以言守……然后能一战以制其死命。”（注：王韬：《上何筱宋制军》，《梼园尺牍》，第146—147页。）他同时又向何璟指出，防日防俄都是当前国防外交上的急务。他说：“东顾之虞其小焉者也，西事之图其亟焉者也……今日要务先在取士储材，简官选吏，以治我之民；次在练兵教众，制舰厉器，以治我之兵。至于改易营制，讲求海防，演习枪炮……一切须以西法从事……而何患乎日？又何患乎俄？”（注：王韬：《上何筱宋制军》，《弢园尺牍》，第147—148页。）
或许可以说，从70年代末期开始，王韬海防思想的重点已从联日制俄向防俄备日转变。他说：
且俄欧洲虎狼之国也，即使我不欲与俄战，而俄犹必多方挑衅以出于一战……俄人兵舶现停泊我沿海近境者已十六七艘……我国家今时之水师战舰，无论不能纵击于大洋之中，即守内河亦虞不敌……故万全之策，不战为上。（注：王韬：《与方铭山观察》，《弢园尺牍》，第1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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