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已提及，姚莹不仅讲究传统道德，而且身体力行。无论处在什么境遇之中，他都念念不忘对皇帝的忠诚，念念不忘公忠报国，而将个人的名利地位放到次要地位。甚至为了国家社稷，为了顾全大局，他宁愿自己忍辱负重。这种道德准则，支配着他登仕籍后数十年的行动。

姚莹30岁后开始做官当县令，中经颠踬，到50岁时，由陶澍、林则徐保荐，才升为高邮知州。过了三年，又升署台湾兵备道，并加按察使衔。他认为，这是皇帝对他的知遇之恩，因而竭力图报。适逢鸦片战争爆发，英军数次侵扰台湾，姚莹与总兵达洪阿严密防守，计诱攻击，斩获甚多，取得了台湾保卫战的胜利。江宁议和告成不久，由于英方的恃强要挟，大臣的屈膝媚外，遂酿成台湾冤案。当此案酝酿之初，姚莹得知英人贴出告示，提出惩办台湾镇道的无理要求时，他一面上奏折，一面写信给福建督抚，说明夷人初受安抚，不要以台湾一隅妨碍大局。虽然英人的要求无理，但为顾全大局，自请调离台湾，易地差遣，“俾台湾免生兵衅”（《东溟奏稿》卷4，《夷酋张贴伪示请旨查办奏》；《东溟文后集》卷5，《风闻厦门夷情反复状》。）怡良渡台，决定将姚莹逮京问罪。这时，在姚莹心里产生了情与理的尖锐矛盾。以情论，台湾镇道抗敌有功，事实确凿，斩决夷俘，奉有谕旨，何罪之有？怡良等无抗英之功，反忌台湾镇道功出己上；逮京问罪，成见早定，以功为罪，能无怨愤？以“理”论，此事乃“夷酋”发难，若以为诬，夷必不服。如镇道不去而夷或至，别有邀求，又烦圣厪。大局不可不顾。在情与“理”冲突时，姚莹的道德准则是无条件地以情服从于“理”。他认为，“大局已坏，镇道又何足言？但愿委身法吏，从此永靖兵革，以安吾民，则大幸耳！夫君子之心，当为国家宣力分忧，保疆土而安黎庶，不在一身之荣辱也。（《东溟文后集》卷8。）”他甚至说：“苟利社稷，即身家在所不计！古有杀身成仁、毁家纾难者，彼何人哉！（《再与方植之书》；卷7。）”这与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是何等相似！当然，姚莹不是无恨的，“独念以天朝全盛之力，绌于数万里外之丑夷，失人心，伤国体，竟至不可收拾，是不能无恨耳！（卷8，《与光律原书》。）”他为中国的战败而痛心，但又无可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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