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对不堪驱策的百姓也产生同情。他自成都去乍雅,沿途服役的“乌拉”自带口粮、牛马应差,在冰天雪岭的长途跋涉中被土官鞭打驱赶,以至倒毙于阴崖之下。对于这些应差的“蕃儿蛮户”,他颇为怜悯。
姚莹的守正不阿,不媚时俗,关心国计民生,使他头脑较清醒,对社会上、官场中的丑恶现象痛加针砭。
对于科举之弊,姚莹认识颇深。他指斥道,科举之学最为“猥俗浅陋”。士子读书,只知求取功名,得到高官厚禄,却不通大义,不知古今是非利弊。一旦当官,对世事既昏且聩,对兵刑钱谷全然不晓。故科举取士造成了士林只求名而不务实的极坏风气。他揭露说,官场之中,习委蛇之节,仍贪冒之常,空发议论,莫究实用,涂饰为文,讳言国事,任事人少,畏葸者多,昧于大体,徒拘小节,墨守陈规,“一闻异论则摇手咋舌以为多事,是坐视大厦之欹而不敢易其栋梁者也。”他浩叹人心风俗之坏:“正直敢言之气于今衰也久矣,自古未有委靡若此之甚者也!”而谗谄面谈之风则盛行;“谄谀成风则以正言为可怪,始而惊,继而惮,继而厌,最后则非笑之以为不祥。夫以正言为不祥,其时其事尚可问哉?(《东溟文外集》卷2,《复座师赵分巡书》。)”姚莹正视现实,指斥时弊,确有惊世骇俗、振聋发聩的作用。
由此可见,姚莹确实恪守传统道德而不渝。这与当时官场中日渐严重的腐朽气息、士林中唯名利是鹜的卑下风气相比,实在是难能可贵的。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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