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和者的“根据”之三，“日东海半壁，首尾难顾，不可不和”。然而，事实上，清政府已将台湾割给日本，岂有“守台而东南尚可危，弃台而东南转无患？”〔2〕之理！台湾人民的反割台斗争， 不仅是为保卫台湾的领土主权，而且也正是为了保卫东海半壁江山。

主和者的“根据”之四，“曰连兵祸商，厘税短绌，不可不和”。然而，《马关条约》将商务和税务统统拱手让与日本，使国家和各省的税源枯竭，岂不更加“祸商”和“厘税短绌”吗？〔3〕

主和者的“根据”之五，“曰百姓无辜，荼毒堪悯，不可不和”。然而，事实上，政府已令辽南和台湾等地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但又谓“百姓之性命不宜伤残，百姓之廉耻不足顾惜”〔4〕岂能自圆其说？

主和者的“根据”之六，“曰泰西各国，虎视眈眈，不可不和”。然而，和约正是该列强效尤的“开端”。即或拒绝和约，中国尚有“不免分裂之患”，何况，如若厚倭岂不启觊觎之心？即：如与日本缔结和约必将引起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公开瓜分。

总之，主和者竟然以上述所谓六条根据，“轻以相许”，不但不能缓和矛盾，“且宜资敌”。因为“倭夷穷蹙挑衅求利，其欲和较急于我”，而且日本“通国兵力不及我十分之一，而负债且数倍于我”，如果“连兵数年，岂能久之”，我们如果拒战到底则必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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