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刮人民,可目前“民生穷困,赋税维正之供尚多茅欠,而欲以款仇资敌之费,”恐怕“揭竿者纷纷不可复遏”。三是,就日本而言,“得我岁偿数千万”,必然日益“士饱马腾,船坚炮利”,可我们则是“兵饥将馁,器械凋敝”,假如我们不能按期付款,日本“必率锐师加我”。然而,即或“竭天下之财币谨以奉之,无或失时,而日本财既足,气益骄,能保不借端开衅乎?”〔6〕 此即“和而伤财之忧者也。”
所谓贫困之危,是指因日本的经济掠夺所造成的贫困而言的。他们认为《马关条约》规定,允许日本通商设厂,必将使民困国穷。中国自从与外国通商以来,由于帝国主义列强的经济掠夺,已使“民生凋困极矣”而《马关条约》又增开四口通商,特别是允许日本在中国内地设立机器制造局,“搜刮几遍,凋敝何堪?小民生计日穷”〔7〕
他们对于允许日本在华设厂设栈一事,尤为关注,认为这是最大的危害。强调“中国土货不得改造”,因为,中国虽“自互市以来,小民负贩之利尽为外洋所夺”,但还可以生产土货,使他们“得以自食其力”。然而,现在又允许日本“设立机器局,改造土货,利权为其所操,小民衣食之计从此遂绝”。〔8〕尤其,当列强“援例均沾”时, 由于“外洋之工作巧于华人,外洋之商本厚于华人,”〔9 〕将“笼中国之利权,区区小民何堪盘剥”,〔10〕如“生计尽夺,民何以生?”〔11〕不仅如此,就是“国家之利源亦竭”〔12〕
所谓瓜分之危,是指《马关条约》所必将带来的瓜分狂潮而言。他们认为,和约必将招致被瓜分的严重后果。黑龙江将军依克唐阿认为:“尤可虑者,各国见我待日本小邦且复如是,不能不启瓜分吞之心”。俄国不仅近据吉林、黑龙江及蒙古、新疆诸地,“而且”直隶、山东亦在意计之中;“英国”有香港、缅甸、西藏”,又将占据广东、云南和四川,法国“必将出镇南关以窥广西。”〔13〕列强还将援例,要求“开金矿、修铁路、主税务、 厘盐政, 驻兵内地, 托各弹压”〔14 〕19世纪末,帝国主义掀起的瓜分中国狂潮证明了这种忧患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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