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二十年(1681年)前后，清、郑双方的形势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郑经等人的连年征战，给台湾军民带来了极大的痛苦，“民心离散，士卒丧气”。本来就有“故土之思”的在台官兵对郑氏所为普遍不满。康熙十九年(1680年)，郑经返回台湾后，不理政务，以嬉游为乐，情绪消沉，生活腐化，“极岛中之华丽”，“峻宇雕墙，茂林嘉卉”，与诸将“欢饮较射，夜以继日”[35]，次年，郑经病死，其子郑克璺嗣位。未久，深受郑经宠信的冯锡范等人杀死克璺，改立其幼弟郑克塽。冯锡范等遂独揽大权，擅自威福，肺腑大臣皆侧目而视，人心益失。时值三年大旱，米价昂贵，民不聊生，百姓们纷纷举旗“倡反”[36]。而郑氏内部也面临着极其严重的危机，他们之间相互疑忌，各不相让，离心离德，致使弃郑投清的官兵越来越多。与此同时，康熙帝以其大智大勇，在朝廷内外臣民的有力配合下，彻底平定了历时八年之久、战火遍及半个中国的三藩之乱，清初社会逐步走上了安定、繁荣的道路。是年(康熙二十年)六月，当康熙帝从福建总督姚启圣等人的奏疏中得知郑经病逝等有关情况后，随即传旨：郑氏内部“必乖离扰乱，宜乘机规定澎湖、台湾”。命姚启圣等“同心合志，将绿旗舟师，分领前进，务期剿抚并用，底定海疆，毋误事机”[37]。

收复台湾、实现统一大业已提上了议事日程，但是，当时的福建水师提督万正色却有《三难六不可疏》，言台湾断不可取，刘国轩“智勇不可当”。康熙帝怒斥道：“我使他有本事，委之重任，而他却畏服贼将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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