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洲实录》卷三满文体记：“若无阿哈，额真何存？若无诸申，贝勒何生？”可以视为明末女真社会阶级关系的高度概括。阿哈，作为额真的私产，与之结为相互依存的经济关系；阿勒班，则是显贵阶级束缚诸申的经济锁链。显贵阶级为了保证阿勒班的来源，必须加强对诸申的人身控制；而诸申阿勒班的提供，又以拥有一定的独立经济为前提，这就决定了诸申有别于阿哈的依附民身份。 

应该强调指出的是，加入依附民队伍的，除女真人外，还有大批外来人的民族成分。自明初开始，就有不少汉民、朝鲜人因躲避差徭课赋，逃入女真地区[①j]。明末，辽东民人在天灾人祸驱迫下大量流向女真地区。万历三十四年（1606），辽东明将李成梁在建州女真侵逼下将垦拓已久的宽奠等六堡后撤时，当地六万居民迫于生计，“强壮之人大半逃入建州”，日久天长在女真地区形成“蛮子城”一类汉民聚居地[②j]。与此同时，不堪苛赋重役的朝鲜边民“相率而流入于胡地者多”。特别是北边六镇的居民，竟以女真之地为“乐土”，逃入者不可胜数[③j]。如果认为这些流民大批沦为女真人的奴仆，显然有悖常理：尽管封建制与奴隶制同属于剥削制度，但剥削方式与剥削程度毕竟存在巨大差别，特别是到封建社会末期，地主阶级既无权买卖佃户，更无权杀死农民。这些来自比较先进社会下的流民当然不会接受残酷的奴隶制剥削，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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