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侗「使君之乐，江山之幸也」的说法，虽然有一定的客套成分，却不是纯然的饰辞。至少在扬州，王士祯寻幽访胜的文化活动和文学记叙，确实为山川古迹带来了实质的贡献。梅尔清对红桥因为王士祯的传颂而名垂青史的分析，是一个很好的例证。禅智寺的苏轼残碑，因为王的造访和品题而重现生机，则是另外一个例子。
在红桥之外，隋帝国的残迹、欧阳修的平山堂，都是清人的扬州记叙中，最常见的文化符码。借着这些众所周知的象征符号，士大夫阶层建构了一个对扬州城的共同记忆，并得以超越时空的障碍，和这座古城千年的历史流变中，最辉煌的铭记接轨。但在一些共享的历史记忆和文化符码外，我们发现个别的文人、士大夫，因为个人的特殊际遇和性情，常常会选择某一组符码或人物来投射自己的感怀。郁郁不得志的郑板桥，在红桥、平山堂外特别偏好隋朝古冢、遗迹所蕴含的荒凉、沧桑之感，正反映了自己的落魄和对盛世扬州的疏离。相形之下，才气纵横的王士祯，选用苏轼来彰显他对这座城市的特殊情感时，不但反映了个人的性情和自我期许，也显示他企图借着对苏轼的认同，来重新书写这座历史名城的文化系谱。[38]
王士祯虽然出生在明崇祯年间，但明室覆亡时，他只有十一岁。他的整个仕宦生涯，完全是在清朝建国之后展开。他虽然和一些知名的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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