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十二人中，刘铭传表示支持办津通铁路，主张修铁路但非津通的有四人，王文韶认为可“或者移置黄河北岸，自陶城埠起，经东昌府至临清州止”。德馨提出：“计不如先就南北适中之处，自保定以达王家营，先行安设试办，既免外人窥伺，并可独擅利权。”张之洞主张：“似宜先择四达之衢，首建干路以为经营全局之计，以立循序渐进之基。至津通一路，其缓急轻重之宜，尚有宜加审察者……臣愚以为宜自京城外之芦沟桥起，经行河南，达于湖北之汉口镇。”黄彭年的意见是：“臣窃观天下之大势，铁路之宜先办者二，可缓办者一，不妨试办者一，”津通铁路即属不妨试办者。 （注：黄彭年奏见《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1册166 —167页。其它见《洋务运动》（六）234—256页。）
在余下七人中，反对修铁路的有二人（奎斌、卞宝第），另有四人含糊其辞（曾国荃、崧骏、陈彝、庆裕），一人称毫无所知（定安）。很明显要不要铁路已不是问题。经过转圜，后来朝廷批准了张之洞改建芦汉铁路的意见，而朝中再无异议，也可看出此次争议确有对人不对事的味道。
在对待西方各国要求打进中国铁路市场的问题上，这一时期的处理也颇有可称道之处。
吴淞铁路事件之后，西方对中国铁路采取了“等待”的策略，一时间显得颇为沉默。但是在中法战争之后，“1885年间，建造铁路之说甚嚣尘上。‘欧洲已经组成了一些大的联合企业，预计在对法战争以后，中国的市面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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