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点应予以解释的是这个时期的铁路外债问题。光绪十三年（1887），津沽铁路招商资金不足，李鸿章向英怡和洋行贷款六十三万七千余两，德华泰银行四十三万九千余两，后来为修建津通铁路又先借英汇丰银行十三万四千五百余两。（注：详陈创修铁路本末，《李文忠公全书》，海军函稿卷3，28页。 ）这些借款与甲午战后的外债有极大的不同，不仅全部予以归还，而且是由北洋大臣出面向外商商借，尽量避免与中央政府直接相关，从而使这种借款限定在纯经济的范围之内。对待牵涉到*性质的借款则不仅一概加以拒绝，就连贷款条件不如意的借款，也不予以松动，如光绪十六年（1890）与奥商伦道呵商借贷款时，伦道呵曾提出“借债、购件、雇洋人、造工、在洋设公司，俱由伦代办。其价、货与他人同，并准伦父子在洋设公司专为中国办事”和“倘中国将来派员在洋专办银务，即委伦或伊子充是缺，”（注：陈参赞来电，光绪十六年十月二十三日，《李鸿章全集》，电稿（二），31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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