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部尚书翁同龢等奏：“铁路势必举办，然此法可试行于边地，而不可遽行于腹地……津通铁路宜暂缓办，俟边远通行，民间习见，然后斟酌形势，徐议及此。”（注：翁同龢等奏，《洋务运动》（六），213页。） 

翰林院侍读学士徐会沣等奏，请停津通路，宜设德州至济宁铁路，俾通南北运河，不通洋人码头，我可独专其利。（注：转引自李国祁：《中国早期的铁路经营》77页，又见李鸿章驳京僚谏阻铁路各折函，《李文忠公全书》，海军函稿卷3，22—27页。）。 

另有国子监祭酒盛昱奏：“窃以为施之荒漠广远之区则有利无害，施之人烟辐辏商贾通行之路则有害无利。今闻由天津至通州将设铁路，愚民震骇，咸谓非便”。（注：《洋务运动》（六），200页。 此奏未由军机处发下。） 

上述诸人的意见是铁路可办，但津通之地不可办。给事中洪良品等会奏、屠仁守等会奏、礼部尚书奎润等会奏、左庶子朱琛奏中主要着意之点是反对由津至通开铁路。只有河南道监察御史余联沅、仓场侍郎游百川、内阁学士文治三人上奏坚决反对办铁路。（注：上述各奏折见《洋务运动》（六），201—218页。）如果说在朝内言官中反对办铁路的意见还略与赞成者持平的话，那么在接下来地方将军督抚的意见中，反对办铁路的人已是微乎其微。 

慈禧谕令军机处著庆裕等十三人覆奏，除裕禄未见覆奏外，在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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