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法战争结束以后，朝廷下诏各臣工切筹善后，铁路问题立即被作为一项重要内容提了出来。李鸿章言：“法事起后，借洋债累二千万，十年分起筹还，更无力筹水师之岁需。开源之道，当效西法采煤铁、造铁路、兴商政。矿藏固为美富，铁路实有远利……非圣明主持于上，谁敢破众议，以冒不韪。”（注：《清史稿》交通志，4428页。）光绪十一年（1885）七月，闽浙总督左宗棠病故，临终遗疏言：“铁路宜仿造也。外洋以经商为本，与中国情形原有不同，然因商造路，治兵转运灵通，无往不利。其未建以前，阻挠固甚，一经告成，民因而富，国因而强，人物因而倍盛。有利无害，固有明征。天下俗论纷纷，究不必与之辩白……请俟海防大臣派定之后，饬令议办。”（注：《交通史路政编》第1册，38页。）左宗棠以前对铁路的态度并不积极， 而今也认识到铁路“有利无害”，并请朝廷商办。他的意见对朝廷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奕譞在复出以后一直就是建设铁路的热心支持者，并且海军衙门成员中，奕劻、善庆唯奕譞是从，李鸿章、曾纪泽都是力倡铁路之辈，可以更加顺利推进铁路建设。光绪十二年（1886）四月，又由李鸿章奏请将铁路事务统归海军衙门管理，使铁路事宜有了正式的行政管辖，也使铁路建设有了主持机构。（注：曾鲲化：《中国铁路史》，44页。）从此，对朝廷来说，铁路已不是要不要建的问题，而是如何建以及在何处建。 

唐胥铁路的公开及合法化是对这一说法的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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