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件事是光绪十年（1884）十月、十一月间，京师传闻“神机营王大臣等拟借洋债五百万两，修置铁路，自西山起至芦沟桥止，”（注：山东道监察御史文海奏，《洋务运动》（六），169页。 ）以便运煤供神机营炮厂之用。另一说是“嗣闻用机器取煤，借款五十万，自西山开铁路至德胜门，以便运煤，造机器。”（注：浙江道监察御史汪正元奏，《洋务运动》（六），174页。）此事并未找到确证， 但言官们对此攻讦甚急，尤其是内阁学士徐致祥，连续上折攻击办铁路之举，甚至说“倡导此说与赞成此说者，非奸即谄，而置国家之大害于不顾也。借夷之款以增夷之利，用夷之法以遂夷之计。”（注：内阁学士徐致祥奏，《洋务运动》（六），172页。）十一月二十五日（1885年1月10日），上谕：“徐致祥此奏，并不平心论事，辄敢肆行訾诋，殊属妄诞，著交部议处。”（注：《光绪朝东华录》1862页。）继准吏部议：“降*调用，不准抵销。”（注：《光绪朝东华录》1867页。）因进言反对修铁路而获咎处分，这在朝中还是第一次。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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