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士绅、开明人士与南浔的社会教育、女子教育

    在近代的社会教育、女子教育发展方面，南浔士绅（包括住在南浔本镇和不住在南浔的）、开明人士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社会教育，或称民众教育，是学校教育以外的一种教育，其目的在于给未能受教育的成年失学民众补受教育，或给受过基础教育的民众以继续教育。光绪三十四年(1908)，清政府学部曾经编定过国民必读简易识字课本。事实上，不少维新人士皆认识到社会教育的重要性。梁启超十分强调大众（民众）教育对于建设一个强大的中国的重要性。在1902年一篇题为“教育之杂议”的文章中，他指出，19世纪欧洲的*家们清楚地认识到教育的目的在于公民的培养。梁启超认为，假如我们要普及知识，那么，政府必须利用其干预之能力，开始着手于初等教育体系的建设。他进而指出，既然目标是教授公民，那么，体制必须是教育全民。宣统元年(1909)为年长失学以及贫寒子弟而设立的简易识字学塾是最早的社会教育设施。浙江的社会教育出现于清末，宣统三年(1911)，浙江提学使令全省各地将社学改为简易识字学塾[5]。这虽然说是启蒙的基本教育，但是在当时也是一种民众教育。清政府虽然受日本成功之激励，努力创办新式的教育，但是并没有达成其目标，因为清政府所创办或倡导的新式教育并没有给大众以受教育的机会，中国人口中的文盲比例依然很高。民国以后，民国政府认识到中国高文盲率是*与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障碍。因此，在1929年制定了有关*教育的规定。根据该规定，要为16至50岁的国人提供3个月，每月12小时的课程，计划到1942年扫除45岁以下国民的文盲现象。民众教育学校开设三民主义、国文、算术、常识、唱歌等课程。这个工作主要由全国大众教育促进会领导进行，还有一些杂志如《大众教育月刊》指导民众教育工作。

    社会教育的机构大体上有两类：一是社会式的社会教育机构，如民众教育馆、图书馆、公共体育场；二是学校式的社会教育机构，如民众学校、补习学校、孤儿贫儿教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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