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问题已上升为斗争的焦点。在1880年大同榆林村发生的民教冲突中，县令的审判可能更为集中地反映了下层民众的心声。县令问杨天资你是何国人，答应说是清国人，为什么要随洋鬼子反叛教，你们尽是反叛。村中向你们要戏钱，你们不出，因此打你们，你们还敢告状，你们不知左宫保为什么进京，就是为杀灭洋鬼子，你们一定该出戏钱，若不出戏钱，不准你们在清国居住，出外国去（注：《教务教案档》，第四辑，第320页。）。在此案件中，民族意识扮演了重要角色。
笔者认为自六十年代起，由戏乐问题作导火线燃发的民教冲突一直延续至世纪末，造成半个世纪以来山西民教斗争形势剑拔弩张，为以后双方更大规模的对峙埋下了仇恨的种子。
三
在西方文明世界半个世纪连续猛烈的冲撞下，世纪之交的中国社会面临着彻底瘫痪的绝境。1898年后，华北地区普遍性的灾荒愈发加重了人祸。
1900年，山西持续干旱，赤地千里，“旱乡之民壮者多逃于外，老弱妇女四出拾槐豆，扫蒺藜以食，树皮都刮尽，椽屋器物等鬻价极贱，无人过问”（注：民国《临汾县志》卷六，杂记类。）。全省成灾共计60余处，本次灾害死亡总数至少二十万以上，其中绛县死亡达三万人，占全县人口的50%。
干旱与洪水是人们面临的自然灾害，但二者在许多方面存在着差异。柯文先生对此曾有独到的见解，他首先指出，确定旱灾结束的时间并不困难，然而不像水灾，它并没有明确的开端。事实上，也只有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干旱后，我们才能说是发生了旱灾。这就是干旱为什么无法预测，政府与人民只能束手无策，目睹恐慌的一个原因。其次，干旱造成的后果不是突发式的，而是弥漫增长性的。干旱持续的时间越长，这样的问题就会变得愈加紧迫：什么时候才会降雨呢？干旱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呢？简言之，对于水灾，人们关注的是已经发生的；对于旱灾，则是尚未发生的。后者在人们心理上造成的影响是很难对付的，人们对于干旱的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16]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