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旱日趋严重，灾民愈发恐慌不安，这时传统思维方式支配了他们的行为。在中国，数个世纪以来，人们普遍地相信在人类活动与老天的行为之间存在着一种微妙的联系。自然灾害是人们行为不当，激怒神灵后招来的惩罚。减灾避灾的唯一方法是敬演戏剧，只有这样才能宽慰老天，从而普降甘霖。于是灾民敲锣打鼓，上庙献戏，讨好老天。然而，平日里有时颇为奏效的做法在1900年春夏之交却不灵了。焦躁不安的人们重新寻找问题的根源。他们很快就将目光集中在了平日神秘莫测、恶迹昭著的传教士身上，猜测洋鬼子用何种邪术止住了雨水。在山西汾洲府，到处流传着“传教士爬到房顶用尽全力煽回了云彩”（注：《义和团运动时期的山西传教士》，第158页。）之类的讹言。阳城的传教士对此也曾有记载；“满城皆是求雨之会，见西人皆大哗，拥护不散……众情汹汹，谓有西人之踪迹，则求雨必属徒劳矣”（注：季理斐《庚子教会受难记》上海广学会，1901年上卷，第48页。）。同时灾民还将干旱原因归咎于教民，异口同声认定正是因为教民拒绝演戏酬神，得罪老天，导致了这次总报复。结果一向虔诚的他们也跟着受到了牵连，出现了生存危机。想到这里，怒从中来，直接将怨气发泄在教民教士身上。强迫教民缴纳戏资，上庙献戏，否则打罚教民，成为随处可见的现象。总之，我认为由于世纪末的干旱给广大地区普通民众的基本生计造成了极大的威胁，在这种背景下，迎神赛社被赋予的祈神禳灾功能得到了不遗余力的宣传，结果乡村社会原本存在的戏乐纠葛迅速升级扩散，整个山西社会处在一片紧张气氛的笼罩之下。

    研究民众抗争同时需要考虑权力的各种特征，动员人们起来的能力本身，并不能保证抗争一定会发生，当局是抗争的另一参加者，其态度与能力也限制着集体行动的机会（注：（美）王国斌《转变的中国》，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60页。）。因此当时山西巡抚的作用就显得举足轻重。由于洋人干预而中断仕途的毓贤在山西东山再起后，对于洋人的仇恨一股脑儿全部倾泄出来。这对于以“杀洋灭教”为宗旨的义和团来说，不啻于推波助澜。在整个运动期间，山西教会损失极为惨重。被毁医院、教堂225所，毁拆华洋各房屋22000余间，被害教民6600余人，耶稣教教士、男女小孩死难者158人，天主教教士、男女小孩死难者23人，乱祸蔓延50余州县，以至中外人士皆惊呼“晋案为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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