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妓与慰安妇是一个值得研究的特殊女性群体，近几年研究有了深入。华强(南京*  学院上海分院)的《民国时期的“军妓”》认为民国娼业的兴盛与军队有直接关系。陈  丽菲(华东师范大学)的《二战时期中国女性受害类型分析》将中国“慰安妇”分为妓女  、家庭妇女、职业妇女、学生、被俘抗日女性五种类型，经济待遇主要是有经济补偿型  、无经济补偿型、负经济补偿型三种类型。在战后社会环境中，中国女性受害者的生理  和心理创伤造成了婚姻歧视、劳动权利歧视、*权利歧视、子女歧视、连带性的家属  歧视等多层次的伤害，从而触及战争与妇女，妇女的自我认识、现代人性的观念和对生  存环境的建设意识等重要问题。

    叶汉明(香港中文大学)在《华人社会、殖民地国家与妇女：香港一例》一文中，指出  香港殖民地政府为了维持社会安定，需要争取本地华人领袖的支持，采用“不干预”政  策和“分而治之”的治术，容许蓄婢制继续保留，同时将从拐匪救出的妇孺交由华人领  袖设立的保良机构安置。这种殖民地统治方术的背后，是一套强调中西文化截然不同，  东西各处于两个迥异世界，中国人的“不文明”特性不宜触动、也难以改变的“东方主  义”。这种变化涉及殖民地政府与本地华人社会的互动。梁景和(首都师范大学)的《近  代女性陋俗文化的演变与“人的解放”价值》总结中国近代女性陋俗文化演变的特征，  指出其演变的内容蕴藏着“人的解放”的深刻主题。当我们理解近代新式女性文化观是  拯救中国女子的理论的同时，还要深刻地认识到，它也是拯救中国男子的观念形态。

    人口问题综合了社会生活与社会问题，引起学者注意。人口研究的突破固然与资料的  开掘大有关联，但是它也有赖于研究视野与方法的突破。高凯(郑州大学)的《从走马楼  吴简看孙吴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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