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滨下武志(日本东京大学)在《二十世纪初上海、神户、仁川的海外华人金融网络》  一文中，将日本、朝鲜与中国的三边贸易经济关系视为东海开放口岸的一种区域网络，  并考察其商业模式，尤其是金融网络的情况。指出在全球化或全球主义这一更大的概念  视野和体系中，国家、地方、区域都是全球的一部分，国家的地位在变化，国家和地方  的关系可以互转，国家也会是全球中的一个地方。戴一峰(厦门大学)的《移民群体、地  方政府与地方性的建构——以南洋闽侨救乡运动为中心》，揭示20世纪20—30年代，闽  籍海外移民群体如何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和空间里，在与家乡地方政府的互动中，重构地  方的权力空间，进而讨论这一事件藉以展开的话语和嵌入的文化逻辑。廖赤阳(日本武  藏野美术大学)、王维(日本香川大学)的《全球化背景下的地方先导与传统塑造——长  崎新地中华街与“春节祭”之形成》，以长崎为个案，讨论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地方性增  大及“地方先导”的历史和现实条件；通过以长崎中华街为中心，讨论该地域社会的表  层与深层的相互关系、对话渠道与连接方式；透过长崎“春节祭”，考察地域社会的文  化形态和地方意识的形成、变迁和塑造过程，具体地描绘出带有特定的少数族群色彩的  文化是如何被积极接受为地方公认的文化，并且构成接通文化、资本、市场、网络回路  的共同历史资源。刘宏(新加坡国立大学)的《论战后新加坡华人社会结构的演变与帮权  网络的特征》以新加坡华人社团在国家与跨国网络中的角色为例，研究新加坡华人社会  结构的演变与社会和经济之间的互动关系。这是力图建构在实证基础上的理论探讨，探  索国家与网络之间的互动关系与模式，以便能够有助于加深对中国和亚洲社会史的认识  。

    2.重视田野调查和社会史理论本土化的尝试

    目前，国内外学者对国家、社会、民众互动问题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中国社会与  西方社会有着很大的差别，这就要求立足中国本土文化研究的学者在借鉴、验证西方学  者的社会史理论的同时，应该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在社会史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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