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封建社会中，士人读书以做官为最终目标。教书授徒多为科场*穷儒，因生活所迫不得已而为之。他们之中即使有人做了州县学校教官，因手中无权无钱，并不认真执教，而且经常撰写楹联自我嘲讽：“百无一事可言教，十有九分不象官”[7]。程氏族人出自富商宦门，而能够“卓志业儒”，以教书为乐，与程氏的教育思想有很大关系。程允中之父、附贡生程蕙春教授他的弟弟们读书时，“见能读者，教之读；不能者业商，均成立”（民国《婺源县志》卷32）。反映程氏读书目的，除了提高人的素质之外，只是视做谋生手段。教书育人与经商致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而同样有益于社会发展，所以程氏才有众多族人从事文化教育。婺源有“东方邹、鲁”（光绪《婺源县志•序》）之美誉，是与程氏族人的努力分不开的。

    四、热衷地方公益善举

    在清代地方政府的日常政务中，有大量的事务属于公益福利活动。诸如赈济灾荒，解救贫民，出谷平粜，修筑社仓，施药饵，给棉衣，施茶，助婚，偿逋等等，程氏家族都率先响应，因而赢得了“善服贾勇为善”（光绪《婺源县志》卷38）的名声。婺源县内的集善局，是由程氏族人倡议兴办的。贡生程应＠②花在各种福利上的费用“不下累千金”（光绪《婺源县志》卷37）。盐运司运同程志章因乐善好施，县中“给银建坊”（光绪《婺源县志》卷34）。程氏族人在婺源地方公益福利活动中，成为最热衷的参与者，给当地百姓解决了许多具体困难。

    赈济灾民，平粜粮价。婺源山多田少，本地粮食不能自给，遇上水旱灾荒就更加困难。乾隆八年(1743)，婺源发生严重旱灾，粮价涨至斗米三百钱，贡生程应鹤（程氏第3代）从外地贩米“三十余石，以赈族里”（乾隆《婺源县志》卷20）。四十五年(1780)、四十九年，婺源县又发生两次严重水灾，当地官员拟设米局平粜粮价，都察院都事程文邃（程氏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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