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调查，我国在50年代以及后来的70年代都有人做过，如武训、宋景诗历史调查，太平天国和义和团史实调查，后来为配合批孔、批《水浒》，也有过一系列调查。但由于当时主要是为了配合某种*活动，或片面强调阶级观点，以致今天看来，多数成果很难说具有科学价值，有的甚至流为笑柄。在社会史研究中，有许多课题因文献资料不足或记载不详，常常需要求助于田野调查，如秘密结社方式、宗族组织、两姓械斗、民间会社和民间信仰等。还有像牵涉家庭内部的生育、溺婴、夫妻和婆媳关系，通过查访也能得到新的内容。
自80年代起，我国社会史工作者对开展田野调查给予极大的关注，先后有不少人投身其间，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像中山大学陈春声、刘志伟等与香港大学同仁合作，开展对珠江三角洲暨华南地区有关家族、民间信仰、风俗习惯的调查；厦门大学杨国桢、陈支平、郑振满等与美国及台湾学者合作，就闽南家庭组织和乡村社会所进行的研究；北京师范大学赵世瑜对华北庙会的研究。另如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所钱杭、谢维扬、江西师大梁洪生等，都各有田野调查的经历和成果。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自组建社会史研究室后，也开展了一些田野调查，1996年，该室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及云南大学民族所在昆明成立了“中国边疆地区历史与社会研究云南工作站”，深入滇西一带，就当地少数民族的婚姻、家庭作了一系列集体座谈和家庭访谈。随后，郭松义和定宜庄以清代辽东移民为题，进行了多次田野考察。为了使调查能取得效果，他们于出访前先进行文献资料准备，又参考国外学者有关田野调查问卷详目和厦门大学闽南农村调查时的问卷，设计了辽东民间调查问卷。从1998年起，他们曾多次深入城镇农村，走访了盖州、海城、营口、法库、铁岭、开原等6个县市、数十个乡镇和村庄，访谈人数超过200人。到过次数最多的是盖州市，共18个乡镇和30多个村子。通过实地调查，不但证实和丰富了文献记载，许多地方还有新的发现，其中包括新的文字资料，如藏于各家的家谱、谱单，散落于山间、村头的碑刻等，可说每次有心得，每次有新的实物收获。
至于把口述历史记录下来，构成史学的有机组成部分，这在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是存在的。我国上古史中有关炎黄尧舜和大禹的传说，就是通过一代代口述传承记录下来的，著名的古希腊荷马史诗，也是一部口述史。直到现代，包括我国在内的许多没有文字的民族，通过祖辈的口述或用唱歌的方式，保存、延续着他们的历史，而现代化录音手段的出现，使得口述更能得到完整无误的记录和科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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