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城市的繁荣，发达的工商业，吸引了大量的外地人来苏州做淘金发财梦，所谓“苏州为东南一大都会，商贾辐辏，百货骈阗，上自帝京，运连交广，以及海外诸洋，梯航毕至”〔44〕。这些外来的工商业者，为了免受土著工商业者的排挤、寄托自己在外生活的乡思，便团结起来，组成了会馆。尽管苏州的会馆自始就以工商业者为主体，但大致以清代乾隆中前期为界，在此以前，会馆基本上是一种同乡会团体，而在此以后，随着商业机能的突出，逐渐演变为工商业行会组织。与此同时，在苏州的各业同行——不问土著或外来——为了避免竞争，开始组成同业公所。但是，伴随着商品经济发展而来的必然是竞争的加剧。竞争的结果，造成了贫富两极分化，行业内部的矛盾日趋尖锐化；同时，小生产者地位的不稳定性，也使得生活在商品经济漩涡中的工商业者不得不予为之计，为不可测的未来留一条生路。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兴办义举成为会馆公所的重要职能。工商业组织的善举行为，有利于社会秩序的安定，减轻了地方政府的压力，符合统治阶级的利益，因而得到了官府的褒奖和支持，从而使会馆、公所的慈善活动愈趋活跃，成为清代苏州慈善事业中不可忽视的现象。

    从现存碑刻资料看，最早办理善举的工商业组织是书坊业崇德公所。康熙十年（公元1671年）苏州书坊业建立崇德书院，“为同业订正书籍讨论删原之所，并同业中异乡同伙，如有在苏病故，无力回乡者，代为埋葬狮山义ｚｈǒｎｇ＠⑦”〔45〕。从乾隆年间开始，会馆、公所办理同业善举的情况逐渐增多，如创于乾隆二十七年（公元1762年）的陕西会馆“建普济堂，以妥旅＠⑧”〔46〕。作于乾隆四十九年的《潮州会馆碑记》也有“襄义举”的说法。嘉庆、道光以后，更为普遍。但是，迄至清代中期，工商业组织的善举内容仍大多限于同业人员死后施棺、停棺和代葬。工商业组织办理善举的鼎盛期是在同治、光绪年间，不仅善举的内容丰富多样，甚至有些公所就是在善堂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如染坊业公所称为“培德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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