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者，“由公所延医诊治给药”，“设或身后无着，给发衣衾棺木，暂葬义冢，立碑为记”〔63〕。根据财力大小，有些会馆公所对于外地年老病故者“买棺成殓，安送归乡”〔64〕。而更多的则是购置土地，立为义冢，就地掩埋。第三，救济病故同业家属，或为失业人员创造就业机会，如估衣业云章公所即提出：“凡有同业伙友……倘病故无着者，照章给资，以备棺殓一切。所遗孤寡无依，亦由公所按月贴钱敷度。”〔65〕兴复公所，“经同业公议，停收学徒，俾使失业各伙，即可设法安插，不致有流离失所之苦”〔66〕。第四，创办学堂，为同业子弟提供就学机会。如置器业集德公所行规中议定设立义塾〔67〕；石业公所在施行救济的同时，还“拟设知新蒙小学堂一所”，“延师教授同业子弟”〔68〕；银楼业安怀公所也打算在经费充裕时设立“普通小学堂，教授同业子弟”〔69〕。
通过以上考察，我们可以看到，清代苏州的社会慈善事业是全方位、多层次进行的，既有官方主持的，又有民间社会主持的。民间社会主持的慈善活动中，地方社会即士绅与地方有力者扮演了主要角色，而工商业组织办理善举也成为一个突出的社会现象。与官方主持的慈善活动极为低落（以至方志中缺乏专门的记载）相对照，民间的慈善活动极为兴盛。但无论地方社会主持的慈善活动，抑或工商业组织举办的善举事业，都是从乾隆以后才渐趋兴盛的。这一情况与人口的快速增长是同步进行的，反映出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也就是说，江南人口的快速增长（这在苏州表现得最为明显）造成了大量贫困失业人员，给社会的发展带来了巨大压力，地方社会与工商业界的有力者面对日益加剧的社会矛盾，不得不设法补救。可以说，慈善活动的广泛开展即是其自救策略之一。
苏州的善堂、善会（包括义庄）等不仅数量多，而且规模大，这与苏州多富室、多世家大族的背景有关。慈善事业、尤其是那些注重道德教化的慈善机构的出现，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与这一地区的文化知识水平高、传统伦理观念强分不开的。而会馆、公所办理善举，工商业者成为慈善活动中的一支重要力量，正反映了苏州商品经济发达的事实。＊
注释：
〔1〕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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