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不少文官驻镇即是出于该镇绅民之请。如康熙年间驻乌青镇的湖州府捕盗同知，因治安好转曾一度撤回府城。雍正二年（1724）两镇绅士沈之涛、沈芹等反复上呈，要求本府总捕同知复驻于镇，以便“朝廷无添设之繁，通镇获清宁之福”，而后层层上报，雍正四年（1726）方“准浙抚李卫题请，移湖州府同知循旧例，仍驻乌镇以靖盗源”（注：民国《乌青镇志》卷8，《建置》。）。甚至到了清末也是一样。如青浦县新泾巡检司原设章堰镇，光绪三十年（1904）重固镇士绅以该镇商市日趋繁盛，请准移驻，于是青浦县新泾巡检司移驻重固镇，于该镇猛将庙设办公所。然章堰镇士绅杨敬可等向府县力争，到光绪三十二年（1906），新泾巡检司巡检高其琛终于奉知府戚扬之命回驻章堰镇（注：民国《青浦县志》卷3，《建置》。）。

    一些明明是地方自治性质的事项，也往往要呈请官方认可，以取得合法地位，挟官令而行。如清末南浔镇为解决纷乱复杂的治安问题，除其他措施外，设立了洗心迁善局，将一些不够绳之官法的故家不类、市井无赖、镇之不逞者禁锢其中，“朝夕逻守之”，“局之司事者日与之讲说善事”，“锢其身足使桀骜之气不得不消，发其天良使愧悔之萌不得不力”，时间久了，其有悔改之意，又有亲族来保，便将其释放，许其自新。这样的事情，完全是镇里自办的。为首的是镇董镇绅陆墉（前福建漳浦县知县）、谭熊江（职员）、蒋锡绅（举人）、周庆贤（举人）、张尔钦（廪生）、陆熊祥（廪生）、唐完尧（增生）、徐星年（监生）、梅福墉（附生）、张为弼（附生）、张为第（附生）、蒋迭钱（附生）等。所需款项钱二千串左右，由“阖镇店铺情愿捐集”，每年应需经费，“绅富”刘墉、庞元缯、张鸿顺、张成绩、邱尧梁、金桐、邢基等按年各捐580文。各丝商周中昌、梅桓裕、沈天良等“允议售丝一包捐洋一角”，随正捐交丝业公所备用。张星斋等愿将祖遗公产坐落浔东171庄惧字1圩计地2亩1厘，合族出立助契捐入公所等。洗心迁善局实际相当于镇设拘留所感化院，有地方自治的性质。但是，以上为首的镇绅很自然地上呈官方，“为筹设公所，化莠安良，叩请批饬凛遵办事”。而湖州府知府丁鹤年，在查清“售丝一包捐洋一角”虽随正捐交纳备用，然“系属各丝商愿助，既无关于正捐，亦非出自乡民，并无窒碍”后，也便像通常所做的一样，请示有关部门后，照准实行。接着，南浔镇绅再将整个呈办过程和官方批饬公文勒石立碑存照，从而将地方之治正式纳入官方政权统治和防卫系统（注：民国《南浔志》卷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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