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学者滨岛敦俊先生曾对明清时期江南的城隍作过有趣的研究。明洪武三年（1370），官方最后确立了城市保护神——城隍的祭祀制度，城隍称为“某府、某州、某县城隍之神”，庙制、内部设施皆与现世同级的各衙门一样，如县城隍庙同县衙一样亦有三县司、礼房、班房等。而明清时期，经济发达地区的江南出现了大量的镇城隍。镇城隍庙奉祀的均为所属府州县的城隍神，有的直称为“别庙”。地跨数邑的镇，有时有相对应所属府县的两个以上的城隍神和庙。对于这种现象，滨岛先生精辟地指出，“本来只有县级以上才有的城隍庙，发展到下层的聚落，其根源是这一地区的商业化和在此基础上的市镇——小城市的发展，进一步可以想象江南市镇作为‘城市’开始‘自立’。但是可以确定，镇城隍的发展，与其说是江南市镇作为城市要求自立、自治——这从城隍神即‘城市保护神’的概念出发很容易联想到，到不如说它希望把自己置位于首都——省府——府城——州县各级行政序列的下层”，是“垂直的行政支配（最上层是皇帝）内部的自我表现”（注：滨岛敦俊：《明清江南城隍考——商品经济的发达与农民信仰》，《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1期。）。这同清代市镇民间乡族组织管理的实况恰相吻合。

    然而，清代市镇的特殊性，仍使乡族组织在市镇管理上保持着某些独立性与自治性。它们具体地实实在在地管理着市镇生活的方方面面，有镇董镇绅领导层，有祖庙公所例会制，有公约公产堡栅武装等，更重要的是，它们毕竟有了某些横向依赖的有机环境背景。在条件成熟时机许可的情况下，其头面人物镇董镇绅也会代表市镇乡族组织的利益，出面与官府抗争。这多少使人们在封建经济的沉闷空气中感觉到了些许新风。

    综上所述，可作以下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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