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经高宗批准，但持有不同见解的御史苏霖渤上疏说：

“……臣就此时揆度事势，而觉民数一项仅可以验生息之蕃，实难据作施行之用，似可缓其清查。至若查之而转致滋弊，则又有难于缕陈者。盖州县民户之多类皆散处乡僻，若令其携妻抱子，络绎公庭而赴点，则民不能堪；若令地方官遍历村庄，挨家查验以稽数，则官不能堪，是仍不过委之吏胥造册，以毕其事耳。……夫五年编审，事已不易，况欲年年遍察而无遣，是虽奉行尽善，似亦难为常继也。再如行商寓旅，往来无定，流民工役，聚散无常，以及番界苗疆，人性顽蠢，亦有种种不便清查之处。且吏胥造册，自料地广人众，本官不能诘问，暮改朝迁，实数无凭指证，势必任意隐漏，草率完事。迨至汇册奏闻，仍仅得其大略，实非确数，而小民滋累，亦不可以数计也。伏乞皇上俯念编审业有成规，亿万生民，不宜以岁岁轻扰，恩准将每年清查民数一事，收回成命，特赐停止，……”[76]

苏霖渤的奏疏，对于了解当时清查民数之难点，以及传统行政能力的界限，是一个很重要的文件。

对于“按户清查”“大小各口”，最为切近而显明的借鉴，即是编审人丁的经验。据黄六鸿说，每届人丁编审之期，须设立审局，“预先酌定晓示，俾各里按期而至”，但当日至局应审者不过户长而已，并不能见及户内全部人丁，故隐瞒、遗漏当不能免，因此审毕尚须“里书、户长等乡约、地方，俱具并无受贿、隐漏及偏累孤贫等弊、如日后发觉甘罪结状存案”，足见当日求得准确数字之难。[77] 陆世仪也认为：

“凡户口丁田册籍，最为难定，非县官坐于堂上，耆正吏胥奔走于堂下，便可支吾办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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