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做法，却已超出了传统行政能力的限度，是很难做得到的。结果仍如陆氏所说：

“每见十年大造，费民间无限金钱，不过置之高阁，终未必得实数。……”[78]

这种“逐乡逐里”、“挨户清查”的做法，在编审人口之时，即未能做到，日后清查全部人口，又怎能照此办理？编审十年一大造五年一小审，五年举行一次，尚且勉为其难，又怎能令今后年年遍察而无遗？这一问题，并不仅与税收有关，在“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实行之后，也曾造成“补足旧缺额数”的不便。王庆云说：

“……顾有司于民，非能家至而日见，科则既不可强齐，除补且易滋流弊，于是雍正间以次摊入地粮。……”

如此补编已固定化的丁额，实不如“均之于田，可以无额外之多取，而催科易集”，[79]——由于这种认识，终于促成了赋役征收方式的改变和地丁制的完成。

由此可见，任何良好的意图，都不能不受到当时的技术和组织条件的限制，  强而行之，则可能面目全非，或适得其反。十二月丙辰，大学十九卿会议慎重考虑了苏霖渤的意见，重新做出决定，并为高宗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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