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决议，一方面坚持要统计“大小各口”，另一方面，则考虑了苏氏的意见，并决定了“流寓”与“番苗”统计与否等必须回答的问题。从此，这种“毋庸逐户换查”，而根据保甲门牌造册造报的方法，就成为清代统计人口的定例。

在经过一个阶段的实践之后，乾隆二十二年更定保甲制度，改变“除去流寓，以土著为实数”的方法，[81] 为“凡客民在内地开张贸易，或置有产业者，与土著一律顺编”。[82] 从此按照一种近于统计现有人口的原则编查户口，使制度趋向完善。

当时对于人口统计影响更大也更长久的，是保甲制度及其实行方面的问题。保甲的设计本为弭盗安民，[83] 而不在统计人口，特别是乾隆中叶以前，保甲制度并不健全，在一些省份甚至尚未设置，[84] 这当然要对人口统计的准确性产生严重影响。所以，乾隆二十二年更定保甲制度时，一时之间虽未造成统计数字的多大变化，但乾隆四十年严饬有司确核实在民数之后，却出现了人口的巨大波动。由引可见，前所遗漏者当不在少数。

乾隆四十年十月乙酉，因乾隆初年以来各省编查保甲并未尽心，高宗谕：

“（岁计户口）顾行之日久，有司视为具文，大吏亦忽不加察，谷数尚有仓储可核，而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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