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处于封建社会晚期和近代社会肇始的时代，商品经济比前代更为活跃。入关前的满族（女真）没有“重农抑商”的思想和政策；恰恰相反，还十分注重商业，在与明朝和其他国家与地区的贸易中获得必需品。清太祖努尔哈赤青少年时代曾参与抚顺、沈阳等地与汉族人民的商业贸易活动，对商业市场有一定认识，曾于天命十一年（1626年）时谕曰：“通商为市，国家经费所出，应任其交易，漏税者罪之。若往外国交易，当告之诸贝勒。私往罪之。”[42]（卷二十六，征榷）入关后，顺康雍乾诸帝虽然承袭历代传统的农本政策，但在地方官的实际执行中逐渐走样，至清末这种变化日益增大和明显，有的地方官公开主张：“富教有司之职，欲使远商源源而来，非有以恤商不可。”[26]（卷六）古代“抑商”、“轻商”，清代地方官主张“恤商”，这是时代的变化。
清代州县官，对于商业市场的发展，大多数人是支持的。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李廉任云南平定州知州，革除牙行朋充帖银等弊及盐课钱三千贯，整顿了商业秩序。薛光斗于康熙三十五年任山东历城知县，革除对商人的苛捐杂税。以往，一切供应皆取给于行户，商敝不支，薛光斗将其全部革除，令将一切计价，即使办军需，雇民间骡马也得给钱，每匹雇价银8两，其他诸物皆用价平买，不能累商扰民[43]。薛光斗的改革，趋向按市场经济规律办事，对商业发展是有力的提倡与扶持。
清代商业，广州、闽浙和苏南等地区最为活跃，西南西北等内陆省份次之。清初，四川以优惠政策招民垦荒，采矿鼓铸，也欢迎商人前往通货之有无，于是经济发展，“商贾经营多系秦楚粤之人，行商扶重赀越千里”，进川出川[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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