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6页）。2.保护行帮、行规。巴县正堂告示：“凡城内外各牙行，既有山货广货之分，即宜共循向例，各照码头卖货，不得彼此搀越，致启争端”，要求各行“嗣后各守定规，恪遵旧例，勿许搀越截卖，希图垄断”[46]（362页）。3.校准衡器和银色，科罪假货。巴县衙门规定，杂粮商行“务须运用行斗交易”；对于青靛行出现的称斤银色等混乱进行整顿，由布政司发下校准“正秤”，并要求使用时，“撒手离锤”。又规定，“银色九八成，每两九折扣兑”。此外，还规定，市场上不准卖假货，卖假货要科罪；买卖双方“两相情愿，不准勒卖勒买，致启争端”[46]（194页）。巴县正堂采取的诸种措施，有的放矢，效果显著，维护了正常的商业秩序和市场规范，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由于传统的封建*体制和经济政策影响，清代州县政权对于商业市场的制约干预也仍然严重，封建官吏们顾忌小民趋利荒农，钱粮难征；民气开化，心狂藐法，社会难治。州县政权有碍于商业发展的干预，有如下诸方面：
1.重重关卡，重税杂捐。封建集权*体制下，约束人们的思想，控制人们的活动范围，“编户齐民”，保甲里甲之制均不利于商业活动；实际上的地方割据，为着本地区本部门的经济利益而盘算着，对于通货有无，徙贱就贵，赚获盈利的商贾，州县无不“雁过拔毛”。“关津有过路之税，镇集有落地之税，由来已久”[47]。这种情况，雍正年间已十分严重。清世宗谕曰：“朕闻各省地方，关税之外，更有地税之名，凡ｙōｕ（原字耒右加）锄箕帚薪炭鱼蔬果之属，其值无几，必查明上税，方许交易，且贩自东市，既已纳课，货于西市，又复重征。”[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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