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5）初，朝廷谕令将所有三海地方一切工程“即行停止”[71]。是年另有上谕云：“内务府向有应用经费，与部库本属判然。嗣后著总管内务府大臣将应入专款认真整顿，应用各款加意撙节，量入为出，不得动辄奏请借拨部款。所有借拨之款作何开销，并著造册报部。”[72]六年（1880），御史世泰、秀文奏请内务府自行办理捐输，光绪帝“览奏实堪诧异”，下谕严斥：内务府经费不敷，自当斟酌预筹，“何待该御史越俎代谋，琐屑言利？况常捐自由户部核办，乃世泰等辄请于内务府设局报捐，由该衙门核对换照，纷更旧章，尤非政体。世泰、秀文不胜御史之任，均著回原衙门行走”[73]。二十年（1894）有上谕称：“库款出入，岁有常经。乃近年以来，内务府屡请借拨，有加无已。福锟等平日不能严饬司员力求撙节，实属办理不善，总管内务府大臣福锟、容贵、崇光、立山、巴克坦布，均著交部议处。”[74]
由上可知，面对国家财政危机，清廷对内廷支出进行了一定限制，如果将皇室财政向国家财政的侵蚀完全归因于内廷消费的奢靡，显然属于片面之论。笔者认为，内务府屡请户部添拨款项，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即户部指拨给内务府的款项多有欠解，致使内府收入严重不敷开支。在内务府看来，户部既然不能保证内库的财政来源，自当承担拨款的责任，这是其咎由自取。晚清时期，内务府主要依靠户部指拨的固定款项维持日常开支，这些拨款包括各省关筹解之地丁、关税、盐税等项。咸丰之后，内忧外患连绵，各地收入多用于军费、赔款与外债，应解内府的款项遂拖欠短解。内务府进款既减，财政随之支绌，于是便归怨于户部，且恃多数用款系供奉皇上、宫廷之要需，便理直气壮地向户部伸手：“外款既无可筹，实不能不谋之于户部理财之所也。”[75]同治四年（1865），内务府在一份奏折中沥陈了要求户部拨款援助的理由：道光十八年（1838）至咸丰元年（1851），内务府拨款援助部库达800万两之多，近年由于两淮未交应解之款，长芦欠解百余万两，粤海关亦未能按年清解，是以历年援案奏请由户部借拨；以前内务府协济部库应支各款，户部并未归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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