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中期后，各省关欠解内务府银两开始增多。以粤海关为例。该关自道光十年（1830）起每年应解广储司办公经费银30万两，道光三十年（1850）至咸丰三年（1853），“历经户部奏拨河工，并接济军需”，丝毫未曾解交[77]。此后两年中，仅解过7.5万两，其余52.5万两均改拨军需之用。咸丰六年（1856）仅补解四年（1854）应交银10.5万两，“以后并未解交”。八年（1858）正月至五月，该关共征32万余两，“尽数凑拨军饷，并不以内帑为重”。自四年（1854）至八年（1858），粤海关共积欠内府130余万两[78]。九年（1859），粤海关监督恒祺解释了拨解内务府银两的实际困难：“所收关税，或支应本省军需，或奉拨别省接济，均经前督臣叶名琛随时奏报有案”；粤省征兵募勇，饷项日增，罗雀掘鼠，搜括无遗，乃仍有勇溃兵哗之虑。咸丰帝在朱批中对恒祺的辩解大加斥责：“备述窘苦情形，试问济难何术？于事何益？此不过将来为邀免赔欠地步，仍著内务府随时奏咨严催。”在这里，清廷陷入自我矛盾的困惑之中：一方面颁发谕旨严令粤海关按时解交内府款项，不得擅自改拨截留；另一方面却迫于地方战事的紧张，一次次同意其截留改拨应解内府之款。所谓“军饷固属急需，京饷尤关紧要，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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