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各省关欠解内务府经费导致后者收入减少，不敷开支，我们是否应该对各省关予以批评呢？则又不然。事实上，晚清时期各省既要支应本地要务，又承担着中央户部各种名目的摊派，如外债本息、对外赔款等，地方财政与户部同一艰窘。即使事关国家存亡的军费、赔款等要款各省都有欠解，更何况仅供皇室消费的内府经费呢？

从以上论述可知，晚清内务府不断向户部需索经费是由于其入款不敷支出，经费不敷源于各省关的欠解，而各省关欠解又由于国家财政与内廷财政支出的同时膨胀。国家财政支出规模虽有扩张，但其中的一些款项能够获取收益，各省关尚可勉强应付；皇室消费则无有止境，且属纯消费性支出，各省关势难长期应付。据此推理，问题归根结底在于皇室开支的日益扩张。同治以后，以皇室消费为主体的“内务府开支”一项逐渐增加，这就要求内务府收入也必须随之增加，但肩负支应国家财政与皇室财政双重任务的各省关分身无术，欠解自属难免。

晚清皇室消费的增长可从内务府支出规模的发展趋势管窥一斑。同治以后，内务府财政支出呈不断扩张之势，清末更出现急速膨胀。咸丰年间，内务府每年支出仅40余万两[80]。同治初年，每年应放各款为八、九十万至100余万两不等[81]。光绪中后期，每年实支银为143万两[82]。至光绪末叶，内务府每年开支已达295.2万余两。短短十余年间，支出竟增加一倍有余。宣统三年（1911），度支部奏请办理次年预算，其中内务府经费预算支出为10246974两，比该年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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