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73—984。)主持这个轧花厂和后来的纱厂的，从头到尾，是一个和李鸿章关系至深的由商而官的士绅，(汪敬虞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页929—930。)人们一望而知，这和中国原有的手工业发展为机器工业，并不是一回事情。戴逸同志在文章的开头说：在“大多数经济部门中，机器工厂也并不是由原来的手工业直接发展起来，而是由地主、官僚、商人投资新创的。”这是正确的、符合历史的论断。由通久轧花厂到通久源纺纱厂的历史正是地主、官僚、商人投资新创资本主义企业的具体历史，然而，在同一文中，它却又被看作是“原有的手工业直接转化为机器工业”的例证。对读者来说，这是一个前后不能一贯的难题。
诚然，也应该看到，有一些直接过渡到机器工业的手工业，它的经营者原来就和旧的手工业有密切的联系。这种情形，在二十世纪以后，似乎更加明显。例如，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后的棉织业中，就有这种过渡的迹象。(参阅拙稿《论中国资本主义两个部分的产生》，见《近代史研究》1983年第3期，页108。)戴逸同志说：“这类情况在甲午战争以前尚不多见，到了甲午战争以后，特别是进入二十世纪以后才渐渐普遍起来”。这种看法，是符合事实的。当然这个过程需要有一个恰如其分的全面估量。我在五十年代初曾经搜集了1883年以来直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先后创立的220家新式工厂的资本统计，并且分析了它们在创办时的主要投资来源。包括最主要的一些民族资本工业在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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