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樊百川同志相对，戴逸同志认为：“中国封建社会末期社会经济和手工业生产所达到的水平，是中国近代机器工业由以产生的出发点和内在根据。离开了这个出发点和内在根据，近代机器工业的出现就会成为不可理解的事情。外国的侵略可以改变中国经济发展进程的方向和速度，但是不可能一刀斩断这个进程。中国近代机器工业某些特点的形成，可以而且必须从以往经济发展的情况找到解释。”

　　在樊百川同志那里是：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截断了中国资本主义独立发展的正常道路；在戴逸同志这里是：外国的侵略不可能一刀斩断中国经济发展的进程。我们可以理解为两个意见的着重点不同，但是，对立的方面仍然是明显的。

　　这里涉及到怎样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于中国的具体历史实际。这个问题，需要另辟一节，专门讨论。

　　三、半殖民地半封建条件下中国资本主义产生的理论问题

　　戴逸同志的提法，是比较含蓄的。他说，外国的侵略可以“改变中国经济发展进程的方向”，但不能“斩断这个进程”。究竟“改变进程的方向”和“斩断这个进程”这两个概念是怎样区别的？或者说，“进程”的内容究竟指的是什么？人们是不容易弄清楚的。他说：“中国近代机器工业某些特点的形成，可以而且必须从以往经济发展的情况找到解释。”这些特点中包不包括中国资本主义机器工业本身产生的特点呢？这也是不很明确的。

　　在这个问题上，另一位经济史专家吴承明同志的意见，就明确多了。他说：“在中国，也有些同志认为，明清以来的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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