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这样说，并不是否认中国封建社会中资本主义萌芽的历史作用。中国的特点在于资本主义的萌芽还没有达到向资本主义大机器工业转化的阶段，就遭到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截断了中国资本主义发生和发展的正常道路。

　　当然，也要注意到戴逸同志指出的第二种情况，那就是中国原有的手工业为机器工业的产生准备了条件。但是，谈到这一点，历史的实际情况是：它首先为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提供了条件。早于中国资本主义现代企业的产生而进入中国的外国资本主义企业，在中国第一个资本主义企业出现之前几三十年，就已经进入中国。毫无疑问，被外国资本主义截断了正常发展道路的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反过来为入侵的外国资本主义企业准备了劳动力和商品市场方面的条件。没有这些，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就没有那么顺手。产生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中国资本主义现代企业，就其产生的条件而言，决定的因素是外国资本主义新的生产力的引进。国内市场的条件，与其说是导致它的产生，不如说制约它的发展。(参阅拙稿《略论中国资本主义产生的历史条件》，载《历史研究》，1984年第2期。)戴逸同志说：手工业的破产是“资本主义机器生产的契机，”因为它为大机器生产提供了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方面的条件。一般说来，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结合到中国的具体历史，就值得进一步研究。戴逸同志举中国棉纺织业为例说：“资本主义发生发展的过程也就是农民、手工业者贫困破产的过程。中国的第一批近代纺纱工厂，就是在十九世纪下半期农民手工业者贫困破产，不得不购买洋纱来织布的历史背景下建立起来的”。值得指出的是：机纺纱对手纺纱

　　戴逸和吴承明两同志也都提出新旧矿场在资本上的联系。即“有些旧式矿业主投资于新式矿场，或者拿旧矿场的生产资料折价入股。”有“一些土窑窑主也变成新矿股东”。戴逸同志还举了一个实例，那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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