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清史稿•漕运》关于此事件的表述是：“二十八年……盛宣怀奏：‘近年沪局轮船，因事起运太迟，栈耗既钜，及运至塘沽，又值联军未退，费用倍于常时。二十六、二十七两年，招商局所领水脚，实不敷所出。本年太古洋行原减价揽载，英、日议定商约，均欲漕运列入约章，臣等力拒之。盖招商局为中国公司，前李鸿章奏准漕米、军米悉归招商局承运，实寓有深意也。’……从之。”丁进军据此推断，“言外之意，清政府从维护其天朝大国的尊严出发，拒绝了太古洋行的协运。”拒绝太古洋行协运不假，但从文中显然不能看出清政府之拒绝，是出于“维护天朝大国的尊严”。盛宣怀已经说得很清楚，漕米、军米均归招商局承运，“实寓有深意也”。这种深意，正是李鸿章所说的，通过扶植轮船招商局，使中国轮船畅行，“庶使我内江外海之利，不致为洋人占尽，其关系于国计民生者，实非浅鲜”[26]。
丁进军依据的刘坤一档案内容如下：“如沙船装运，风涛难料，势必耽误程期，招商局又因上年封河折回旧漕8万余石，上海、塘沽两处栈房均已壅积，未能独任承运，即经委员修补知县沈翊清、颜澍荷赴上海局太古洋行筹议商办，经该洋行兰突遗经理人和昌成号王增禄出为商办，现已议定，自上海装轮至塘沽。……所有光绪二十七年冬漕，饬由招商局兼雇太古洋轮分装承运”[27]。其实，从这段话中，我们能确定的只不过是沈翊清等人和太古洋行“议定”来运输二十七年冬漕[28]，而不是说已经将它运送完成。
光绪二十七年，清廷宣布漕粮改折诏后，江浙漕粮海运本应全部转入招商局手中。因招商局运输能力有限，同时也是出于对招商局的不满，江苏粮道罗嘉杰派候补知县沈翊清等人前赴上海，向太古洋行华人经理王增禄商量代办事宜。双方议定，将原来由沙船承担的6成交由太古包运，自上海装轮运至塘沽。无论漕白水脚，每石规银3钱2分，正米交清后，余米照章由海运局收买。至历届沙船准带2成免税货物，因国库亏空，准令该行免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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