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帝国主义的军事、*和经济侵略，就是对中国进行的文化侵略。帝国主义者把文化侵略作为军事、*、经济侵略的精神支柱，当做“征服主要目的之一”。文化侵略方式之一的传教活动，十九世纪末在中国进一步扩大了。据统计，到一九○○年，全国大约有四十五个教区，六十多个教会，三千多名传教士，八十五万多名教徒。诚然，这些人数众多的教民，并不一定都是跟着外国传教士做坏事的。然而，“入教之民，良莠不齐，其奉教安分者固属不少，而以教士为护符，欺压者亦所在皆是”（《档案》上册，109页，赵舒翘何乃莹片）。由于“民教不和”，传教士、部分教民无恶不作，使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就不断出现的“教案”到了十九世纪末年，更加层出不穷。义和团运动就是在反洋教的斗争中不断发展和壮大的。它首先爆发于山东，势力逐渐扩展为中国北部各省。
甲东战后，德国首先占据了胶州湾，把山东划归为自己的“势力范围”。接着，英国占领威海卫。在列强瓜分中国的斗争中，山东处于首当其冲的地位，使山东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异常尖锐。外国商品的大量倾销，清政府大肆搜刮，水、旱、虫灾连年不断，使山东农业凋敝，手工业破产，大批手工业工人失业，沿海通航、铁路通车后，使运河两岸呈现一片萧条景象。原来靠运河为生的水陆运输工人大批失业。以聊城为例，“昔年河通时，水陆云集……迄今地面萧疏，西商俱各歇业，本地之谋生为倍艰矣”。（山东《聊城县志》一卷9页）帝国主义在山东的传教活动在十九世纪末也达到了非常猖狂的程度。在山东七十二个州县中，有教堂会所一千一百余处，传教士三百余人，教徒八百万人。传教士充当了帝国主义侵华间谍，勾结不法教徒，胡作非为。因而民教纠纷，层出不穷。地方官承秉清政府意旨，又慑于教会势力，“恐以开衅取戾，每多迁就了结，曲直不能胥得其平，平民饮恨吞声，教民愈得志满。久之，民气遏抑太甚，积不能忍，以为官府不足恃，惟私斗尚可泄其忿。于是有聚众寻衅，焚毁教堂之事”。（《栏案》上册6页，李秉衡折）。因此，山东的反洋教斗争不断高涨。在反洋斗争中，义和团群众性反帝爱国运动不断发展壮大。
毛泽东同志说：“爱国主义的具体内容，要看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来决定。”（《毛泽东选集》二卷56页）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是近代中国的主要矛盾。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是中国近代史的主要内容。义和团群众在十九世纪末民族危机空前加深的历史条件下，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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