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骑在中国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外国侵略者，义和团给予他们应有的惩处那是完全应该的，但是不能无区别的滥杀，更不应该杀死无辜的儿童。就是在被杀的教民中，也有很多是无罪的。仅举一例，如一九○○年五月十七日，义和团“于右安门火烧民居，无老幼妇女皆杀之。”（李希圣《庚子国变记》丛刊二112页）

　　除了仇恨一切“洋人”和不加区别地杀戳外，笼统盲目排外的另一种表现就是仇恨一切洋事物。铁路、轮船、电线，他们都认为是“洋人”所造，因此要“挑铁道、砍电线、旋再毁坏大轮船。”由于这种盲目排斥一切的思想认识，义和团把洋字改为“洋火”，“其意盖谓水火之交攻也。”（《柴萼：《庚辛纪事》《丛刊》二308页）表示对洋人和洋事物的仇恨。团民闲游街上，见到洋货，诸如洋灯、洋磁□等即“怒不可遏，必毁而后快。”（佚名：《天津一日记》《丛刊》二146页）

　　为了表示和“洋人”、“洋事物”彻底划清界线，义和团在京津期间，还掀起了一股改名风，洋药改称土药，洋货改称土货，东洋车改称太平车，洋钱改称鬼钞，洋炮改称积鬼铳，铁路改称铁蜈蚣，电线杆改成千里杆，东交民巷改称“切洋鸡鸣街”，御河桥改称“断洋桥”。可见，这些做法的本身与反帝爱国斗争毫无联系，所表现的是农民狭隘与保守心理。马克思指出：东方农民“这种失掉尊严的停滞的苟安的生活，这种消极的生活方式，在另一方面反而产生了野性的、盲目的、放纵的破坏力量。”（《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二卷67页）所以，我们在充分肯定义和团运动是一次大规模群众反帝爱国运动的同时，必须对它所表现出来的封建落后性和封建愚昧性有一个充分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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