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3、162、163、176、187、221——222、290、202——203、274、207、325、326、360页。）这里所说的“假义和团”，与那拉氏政府前期的“游勇会匪溷□其间”，及把义和团分为“拳民”和“拳匪”等说法是一脉相承的。目的就是借驱逐“假义和团”来消除义和团中可能危及封建统治秩序的因素，以严格控制义和团，把义和团运动完全纳入那拉氏集团的“反帝”轨道。但这种控制也毕竟不是对义和团的屠杀。因而，说六月二十五日后那拉氏集团就改变了利用义和团抵抗帝国主义的政策，是没有多少事实根据的。
“讵三十年来”，“彼乃益肆鸱张，欺凌我国家，侵占我土地，蹂躏我民人，勒索我财物”；“朕今涕泣以告先庙，慷慨以誓师徒，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通过这道“宣战”上谕，那拉氏卖国政府摇身一变而成为中华民族的代表。义和团看到的只是那拉氏慷慨激昂的“宣战”，感到的只是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欺凌。他们没有也不可能看到宣战背后隐藏着的那拉氏集团的私利，因而很自然地接受了那拉氏集团的利用。那拉氏就这样轻而易举地攫取了这场反帝斗争的领导权。
那拉氏派载勋、刚毅等“统率”义和团后，“即在庄王府设坛挂号”，“凡五城散团，及新从匪者，皆令赴庄王府报名注册”，（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闭》，（以下简称《义和团》）（二）第441、184、285、266、487、89、524页。）“已挂号者，名官团，则书‘奉旨义和神团’字样”，（《义和团》（一）第91页。）“何时战防，听候转牌调遣”。（《庚子记事》第12、144——145、253、18、250、28、157页。）在天津，也有宋庆“派匪首张德成、曹福田等，率领众拳匪防堵某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闭》，（以下简称《义和团》）（二）第441、184、285、266、487、89、524页。）等记载。杨兴诰《庚子大事记》和艾声《拳匪纪略》还同时记载了“庄王令团首持令旗赴京南一带招团民之精于技艺者三千人，速赴京听调”（《庚子记事》第87页；《义和团》（一）第464页。）一事。可见，义和团不但在名义上，而且在实际上接受了清政府的“领导”。此外，宣战以后那拉氏政府对于战、和之局的操纵，也说明义和团当时确实处于被“领导”地位。
从宣战到天津失守前的一段时间里，那拉氏集团是抵抗了帝国主义的。那拉氏集团的“反帝”，不论其主观意图如何，在客观上都一度壮大了反帝斗争的力量，促成了这次反帝斗争的高潮。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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