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44页。)于是,那拉氏政府乘各国军队在天津集结待援的机会,开始了投降帝国主义的议和活动。
十七日,那拉氏谕令“保护使馆”及各省教士、商民,并颁发致法、德、美等国的国书。次日,派总理衙门章京文瑞“往东交民巷慰问各公使”,又多次给使馆送西瓜、蔬菜、冰块、白面等食物。
那拉氏集团以“反帝”的姿态骗取了义和团的信任。义和团接受那拉氏的利用,是希望在清政府的领导下,去赢得反帝斗争的胜利。现在,反帝斗争受到了挫折,那拉氏政府马上开始了投降帝国主义的活动,这本身就是对这场反帝斗争的背叛,是对义和团运动的叛卖。同时,那拉氏等要投降帝国主义,还必然要出卖义和团,把义和团作为他们的“替罪羊”。
七月十四日的照会,把攻击使馆说成是“兵团交哄”,十六日的照会更进一步说要“加派队伍,严禁团民不得再向各国使馆放枪攻击。”(《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147、152、153、162、163、176、187、221——222、290、202——203、274、207、325、326、360页。)很明显,他们是要把攻击使馆的责任完全推给义和团。七月二十二日的上谕颇为露骨地说:“此次衅端,本由拳民而起。拳民首先拆毁铁路,我仍可作弹压不及之势,以明其衅不自我开。各省如有战事,仍应令拳民作为前驱,我则不必明张旗帜,方于后来筹办机宜可无窒碍。”(《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147、152、153、162、163、176、187、221——222、290、202——203、274、207、325、326、360页。)这里,那拉氏等仍然在说“衅不自我开”,但“开衅”的已不是他们原先所说的首先进攻大沽的帝国主义了。于是义和团又成了这次战争的“衅端”。这也就为那拉氏集团投降帝国主义,中外反动派联合绞杀义和团找到了理论依据。在对外战争中“令拳民作为前驱”,既可以借义和团的力量打击帝国主义,又便于以牺牲义和团来保存清军实力。而更重要的,还在于给帝国主义造成一种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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