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在与义和团作战的假象。这样,那拉氏集团在投降谈判中就可以把整个战争的责任全部推给义和团。
曾几何时,“执干戈以卫社稷”的义和团,变成了围攻使馆的暴徒,变成了挑起中外战争的罪魁,变成了将要承担全部战争责任的战犯!义和团不但要为那拉氏集团承担围攻使馆的责任,为清军承担与帝国主义作战的责任,甚至还要为帝国主义承担挑起这场战争、侵略中国的责任!那拉氏集团为了达到其投降帝国主义的目的,就这样全面地彻底地出卖了义和团运动。
由于议和的时机还没有成熟,那拉氏政府在叛卖的同时仍继续利用着义和团。七月二十日谕令董福祥将义和团“选挑精壮,编列成军”,“藉资调遗”。同时,还曾派人“带团往通州挖壕”,载勋也曾“命团二千出城,扎城外各大路”。(《庚子记事》第12、144——145、253、18、250、28、157页。)但这种叛卖政策下的利用与以前已大不相同,这种利用是伴随着限制、屠杀等措施进行的。七月十七日的上谕说到要“相机剿办”“土匪乱民”,次日就以“伪义和团”为名,“将杀庆恒家属之……五人正法”。(《义和团》(四)第133页。)二十日上谕令对义和团“分别真伪”,“妥为钤束”。马上就出现了北京城门“准义和团出,不准入”等现象。而“朝命遣(义和团)赴前敌”及“令拳民作为前驱”,明显地含有借帝国主义之刀屠杀义和团的意图。八月初,已有将义和团“遣至各处攻打前敌,少有退缩,迎以大炮”(《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一辑,第48、139、91、59、96——97、91——92页。)等明目张胆的屠杀现象了。
此后,随着联军向北京的进攻,那拉氏看到帝国主义不愿马上接受她的投降,才真正感到恐慌,对帝国主义的政策也显示出极大的混乱。这期间,尽管那拉氏政府对帝国主义的政策多次出现反复,但他们对义和团的叛卖政策却始终没有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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