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拉氏集团的无耻叛卖，当然要激起义和团的愤慨。那拉氏政府的投降活动开始后，“团民因大内送各外国物件，皆不服”，“大有叛逆不道之意”。（《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一辑，第48、139、91、59、96——97、91——92页。）但由于反帝斗争的领导权已经落到了那拉氏政府的手里，由于义和团本身缺乏严密的组织、没有统一的行动，他们对于那拉氏集团的叛卖甚至没有进行过任何积极的反抗。八月初，开始有部分义和团离开北京。几天后，义和团大批地从北京散去。但是，这种消极的反抗，不过更有利于那拉氏集团对义和团的叛卖罢了。那拉氏集团就象他们利用义和团一样容易地叛卖了义和团运动。自那拉氏集团叛卖义和团运动之日起，义和团的反帝热情遭到压抑，人数日益减少，行动也受到严格地控制。于是义和团运动便迅速地转入了低潮，并终于在中外反动派的屠杀下完全归于失败。

　　义和团运动在那拉氏集团的纵容下日益发展，并在其利用下达到高潮，最终又在其叛卖下迅速失败的过程表明：

　　那拉氏集团虽曾利用义和团抵抗帝国主义，但他们与帝国主义的斗争，不是为着中华民族的利益，而是为着其小集团的私利；不是为了完全摆脱帝国主义的控制和奴役，而是为了求得帝国主义的局部的暂时的让步。还在“宣战”之初，他们就已想到了日后怎样向帝国主义投降。因而，无论战争的结果如何，那拉氏集团都必然要再次投入帝国主义的怀抱，必然要以出卖义和团来结束这场反帝斗争。这是由那拉氏政府的卖国本质所决定的。

　　参加义和团运动的广大群众不可能认识到那拉氏政府的卖国实质，他们希望自己的反帝斗争能够得到清政府的承认和支持。结果那拉氏集团乘机窃取了这场反帝斗争的领导权，把运动导向失败。既然这个时期的农民阶级为自己的局限性所限制，不可能对社会各阶级、集团的*态度有明确的认识，不可能对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进行客观的分析，不能够准确地把握革命斗争的方向，提不出正确的斗争纲领和口号，这就充分表明他们无力领导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历史宣告了旧式农民战争时代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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