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笼统地说，所有传教的神职人员及其辅助人员。都是帝国主义分子。他们之中不乏虔诚的宗教信徒和有正义感、是非心的善良人士。有相当一部分人不自觉地给中国介绍了一些西方科学知识，对中国的进步发展起了良好作用，有些人在教育、医疗和慈幼事业方面做了不少好事，个别人甚至以实际行动同情和支持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但是，从整体来看，传教士队伍千真万确地扮演了如下的角色：殖民主义者情报网、间谍网的斥候和尖兵；殖民主义者的变相外交官；殖民主义者的商务代表和金融机构的掮客；在中国领土上的“洋地主”和房地产业主；镇压农民起义的帮凶；以倡言大同、劝人为善的“洋兄弟”面貌出现的，毒害中国人民思想灵魂的*师；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者和民教纠纷的恶毒挑唆者；殖民主义理论的鼓吹者和辩护士。真的是五毒俱全，十恶并作！殖民主义者派出的这一支宗教别动队，归根结蒂，是为殖民主义利益尽忠效劳的。

　　据统计，中国近代史上赓续出现的“教案”已逾千起。这些“教案”通常表现为教民与非教民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教案”的爆发，有相当一部分导源于土地和产业纠纷。而这类纠纷，事实上都是在教会、教民对非教民的巧取豪夺和欺骗压榨之下诱发和激化的。每一次“教案的出现，教民的后面总是站着牧师、神甫和教堂，牧师、神甫们的后面站着外国公使和领事，外交官的后面站着各自的殖民政府和巨舰重炮，外交官压迫和讹诈腐败透顶的中国政府和官吏，政府和官吏则以“顾全大局，委曲求全”为词，转手出卖祖国权益，“杀国人以媚洋人”。几乎每一次“教案”，都是以这样的悲剧形式告终的。“洋人怕百姓，百姓怕官府，官府怕洋人。”这是一百多年来流传在中国民间的深邃睿智的精炼语言，更是近代中国*写真的高度概括。由此不难得出结论：近代“教案”的被告，应该是，也只能是殖民帝国主义者！近代的反洋教斗争（尽管其表现形式是分散的，自发的，落后的，甚至在某些情况下有盲目排外的色采），其锋芒所向，直指殖民帝国主义者和与之胶结一体的封建主义势力，因此，它的性质是爱国主义的。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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