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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被告？——近代中国 教案 试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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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7-3-10 11:00:1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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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0年，曾国藩在一通旨在为帝国主义开脱的奏折中却露出了真情：“惟天主教屡滋事端，……良由法人之天主教但求从教之众多，不问教民之善否，其收入也太滥，故从教者良民甚少，词讼之无理者，教民则抗不遵断赋税之应出者，教民每抗不奉公。……凡教中犯案，教士不问是非，曲庇教民；领事亦不问是非，曲庇教士。遇有民教争斗，平民恒屈，教民恒胜。教民势焰愈横，平民愤忧愈甚。郁积必发，则聚众而群思一逞。以臣所闻，酉阳、贵州教案皆百姓积不能平所致。惟和约记载中国人犯罪由中国官治以中国之法，而一为教民，遂若非中国之民者也。”（《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七）还有一位具有爱国思想的知识分子，近代著名的改良派和语言学家马建忠，在其所著《适可斋纪言》中也指出：“窃谓今日之中国，其见欺于外人也甚矣。道光季年以来，彼与我所立之约款税则，则以向欺东方诸国者转而欺我。于是其公使傲昵于京师以凌我政府，其领事强梁于口岸以抗我长官，其大小商贾盘踞于租界以剥我工商，其诸教士布于腹地以惑我子民。”马建忠把“外人”（公使、领事、商贾、教士）“欺我”平列，并指出，“散布于腹地”“诸邑”的教士“惑我子民”。什么叫“惑我子民”？那就是执行文化侵略政策，从思想上毒害中国人民，无端挑起众多的“教案”。
那么，中西文化有没有冲突的一面？当然有。如果大清帝国是一个独立的国家，面对“欧风美雨”，对于先进的（和它自己的封建文化相比）资产阶级文化，它就会进行顽强的抵制。这里将会出现各种斗争形式：有“闭关锁国”的硬挺，有“天朝大国”、“尊王攘夷”的狂妄，有“夷夏之防”的固拒，有“君君臣臣”等纲常名教的抵抗，有森严的等级制度的维护，有束缚个性、压制民主等重重桎梏的反扑，有“奇技*巧”的轻蔑，有本末、道器、体用的诡辩，有“敬天法祖”传统的挣扎，有思维方式、生活习惯的韧性抢救。凡此种种，都将使得“教案”或多或少、或浓或淡、或隐或显、或直接或间接呈现出两种异质文化矛盾冲突的色采。问题是，大清帝国和以后的中华民国，包括一度窃取国柄的北洋军阀政府，都不是独立的国家，而是半殖民地的国家；所以，反洋教斗争的火焰，不能不被两种文化的同盟，通过军事、*、外交手段而扑灭下去。国家独立，国家主权之可贵，于兹又获验证。当我们今天在总结近代“教案”的历史经验教训时，不能不对此给予高度重视。
【资料来源：《求索》1994年第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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