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优劣。毛泽东说：“*党员可以和某些唯心论者甚至宗教徒建立在*行动上的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但是决不能赞同他们的唯心论或宗教教义。”（《新民主主义论》）唯心论就是唯心论，宗教就是宗教，没有什么好坏之分。正如不能说用刀叉吃饭比用筷子吃饭更高明一样，也不能说口诵“mygod！”，就比默念“南无阿弥陀佛”更为科学，更为先进。基督教的《圣经》，佛教的《金刚经》、《法华经》，伊斯兰教的《可兰经》，道教的《道德经》、《太一经》，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并不存在何者优何者劣、何者先进何者落后的问题。
其五，自西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学说在中国统治了二千余年。尽管如此，儒学仍不等同于宗教，在对待人生和现实的问题上，儒学和一般的宗教有着明显的分歧。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西方的传教士们，从利玛窦、马礼逊等人开始，一直到司徒雷登，就不能不基本沿着下述道路前进：耶苏或孔子（非此即彼）→耶苏加孔子（撷取儒家的语言来宣传耶教）→天主教中国化、基督教“中华本色化”→“本色教会”（让中国人出面，“使教会与中国文化结婚，洗刷西洋的色采”）。这条道路前后经历了大约250年。传教士之所以选择这样一条道路，与儒家学说存在可资利用之处有关，与中国人民的日益觉悟有关，与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认识从感性向理性逐步提高有关，与“教案”发生的频率不断增长有关，与反洋教斗争的方式不断提高有关。这一点至少说明：洋地主、洋房产主、洋地皮大王，可以和中国的腐朽封建生产关系勾结起来；西方资产阶级的文化，特别是其落后部分，可以和中国的以儒学为核心的封建文化结成反动同盟。
从以上五个方面的论证可以看出，“教案”的出现，很难说是西方资产阶级文化和中国封建文化互相碰撞冲击的结果，更不是什么“中国人仇视欧洲文化和文明引起的”。曾国藩是“一身二任”的人物：他既捍卫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凶残镇压了太平军和捻军；又千方百计地挽救行将崩塌的清王朝，暴戾处理了天津教案（这实质上是捍卫殖民帝国主义者的利益）。可是，在天津教案爆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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